農村和農業的現代化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黨和國家歷來極為重視“三農”工作，自2004年開始，至今已下發18個“一號文件”，始終把“三農”作為“重中之重”工作來抓。今年2月，黨中央在宣布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后，號召全國上下重心工作轉向脫貧攻堅成果鞏固與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有效銜接。筆者認為，新時期我國“三農”出現新的情況、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也面臨新的形勢，值得關注。
一是農村經濟難題。長期的城鄉“二元”經濟政策導致農業經濟鏈條設計中農民處于弱勢地位，農民分享農業產業的利潤較低。我們對福建農業生態系統服務的評估結果表明：農民創造的價值每公頃農地達到18.33萬元，但當下經濟鏈條只兌現其中的農產品價值為9537.19元，占其創造總價值的5.02%，即使兌現其“旅游服務價值”的9071.59元，兩者相加也僅占總價值10%左右。實際上，農民所創造價值的70%左右都集中在對水土的保持上，如果這部分價值能得到一定比例上的認可、評估和兌現，則我國農村經濟難題就會得到大大的緩解。
二是農村環境難題。既然現行的經濟鏈條只計算農民生產出來的農產品數量的價值，那么農民對耕地使用就會為了短期的產量收成而投入大量的化肥、農藥等人工合成的化學物，這樣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土壤衰退、地下水和食物污染等。
三是農村社會難題。巨大的人口負擔和雙重“二元”體系（即對城市與鄉村、自然與社會的二分法）從社會和生態兩方面引發農村在食品、經濟、環境和教育交織的困境，核心是農村教育資源嚴重缺乏。
2018 年中央1 號文件提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钡?0 字方針，使新時期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更加清晰和具體化，即以全面建設鄉村生態文明社會為抓手，一攬子解決新時期下我國農業經濟、環境和社會等三個方面交織的難題。不管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考慮，解決“三農”問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需要一門能涵蓋自然、經濟和社會知識的學科或科學來指導，這門學科就是源于系統思維和跨學科方法的生態學。理論上，生態學是研究生物（包括人類）與其生存環境相互關系的學科或科學?，F代全球人口、糧食、資源、能源和環境等五大生態危機的產生和加劇都源于割裂生物與其生存環境的關系造成的；實踐上，生態學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橋梁。長期的“二元”經濟政策恰恰是造成我們“三農”難題的根源，單憑一門經濟學的指導是解決不了這種經濟、環境和社會交織的難題的。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打通自然和社會科學的藩籬，生態學可以說是解決人類活動導致的生態問題的橋梁學科。本質上，生態學是自然界的經濟學，它剛好克服了當下主導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新古典經濟學把自然和環境的價值排斥在其創造的市場經濟體系之外的巨大缺陷，把后者重新納入到人類生產和消費循環體系中。
在生態學視野上，鄉村振興的目標就是構建一個可持續的鄉村生態系統，而生態系統具有生物等級和景觀尺度特征，鄉村振興就是要循著生態學的“等級與尺度思維”，自上至下處理好鄉村生態系統各個尺度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
第一層次是均衡城鄉居民數量與比例。人多地少，生產者多消費者少，是目前中國鄉村的自然和社會資本雙重制約因素。城市消費者主導了買賣關系，農村生產者的收入取決于城市居民的收入，這是農業效益低的癥結所在。因此，農村城市( 鎮) 化之路是必然的，其目的在于盡快減少生產者數量。目前，中國正處于快速城市( 鎮) 化階段，應吸取以前在工業化過程中城市( 鎮) 化沒有及時跟上的政策（監管）教訓，讓城市( 鎮) 自動“擁抱”進城農民，讓城市( 鎮) 化成為化解“三農”難題的根本途徑，避免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快速城市( 鎮) 化過程中伴生的城市居民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和城市環境污染加劇等不良后果。
第二層次是對鄉村及其農業的價值觀進行根本變革。1996 年，加拿大農學家克勞德·考德威爾博士重新定義了“農業”，他說“農業”是“把太陽光轉化為人們健康、幸福生活的科學、藝術、政治學和社會學”。農業是地球上唯一有生命的產業，事關人類的健康、幸福和可持續發展，即農業不僅僅是“經濟學”，不能以貨幣作為其價值的唯一衡量標準，要用“生態學”原理構建“和協”的人類與自然、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同時從“政治學”的高度通過適時調整產業政策以保護鄉村及其農業。其中至為重要的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兌現農民的勞動價值。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農業農村工作，說一千、道一萬，增加農民收入是關鍵！”。緊緊圍繞“生態”建設主軸，千方百計地增加農民的收入，比如通過創新農業生態補償機制，構建政府、社會和市場等多方融資通道，兌現農民創造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有望逐步恢復農民在鄉村發展的主體位置。
第三層次是對農業組織形式的變革。一是建立健全農村（民）專業合作組織，促進農產品產供銷一體化，盡可能地讓生產者分享整個農業產業鏈條上的利潤；二是大力發展社區支持農業，鏈接生產者與消費者，促進兩者的互動、互信、互助。社區支持農業也是一種低碳的“地方性消費”模式，通過消費者提倡購買當地生產的食品，可以有效地減少食物長距離運輸過程中的化石能源消耗，限制乃至消除農產品從土壤到餐桌過程中的溫室氣體排放，是建設生態文明社會的典型的“低碳”消費模式，也是我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兌現對國際社會減低溫室氣體的承諾之道。
第四層次是對農業資源循環利用模式的變革。運用生態學的“食物鏈”與“生態金字塔”原理建設生態農業，使農業各生產環節有效“接口”，前一個生產環節的“廢物”成為下一個生產環節的“資源”，最終實現無廢物或自凈的農業生產體系。
第五層次是對食品生產技術的變革。簡言之，就是回歸中國傳統農業的有機或無公害耕作方式，重建農田生物多樣性體系，利用生物之間的相生相克機制，維護土壤肥力和有害生物的綜合防治，有效減少化肥和農藥施用，保障食品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對上述鄉村生態系統各個等級尺度的認識必須按從上到下的重要性遞減順序進行，切不能倒過來。其中，均衡城鄉居民人口數量與比例和對鄉村及其農業的價值觀進行根本變革并列為最高的認識層次；對農業組織形式的變革與對農業資源循環利用模式的變革依次處于中間的認識層次；對食品生產技術的變革處于最低的認識層次，因為后者包括有機農業和無公害耕作在內，實際上是我國2000多年傳統農業的一貫做法，回歸它們也僅僅是一個技術和手段問題。
作者：王松良 （福建農林大學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屏南鄉村振興研究院生態農業與生態文明轉型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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